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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.根據2011年的統計，德國3-6歲幼兒的幼兒園入學率雖高，達90%左右，但其中有一半的幼兒，其實每周入園時數是不足30小時的。因此，使用正式托育服務的訊息，不能回答「需求」是否完全被滿足的問題。托育的實際「需求」，可能受到母親的勞動參與程度、育兒假的存在、其他替代方法如祖父母照顧的可用性等等，而受到影響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		20.根據2011年的統計，德國3-6歲幼兒的幼兒園入學率雖高，達90%左右，但其中有一半的幼兒，其實每周入園時數是不足30小時的。因此，使用正式托育服務的訊息，不能回答「需求」是否完全被滿足的問題。托育的實際「需求」，可能受到母親的勞動參與程度、育兒假的存在、其他替代方法如祖父母照顧的可用性等等，而受到影響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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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<div width=900px><img src='http://gogopublic.net/ggp/img/德國托育照片.png' width='ˊˋ900px' height='450px' ></div>

	21.2012年，德國63%的托育機構在早上7:00到7:30之間開放。不過東德、西德的開放時間差異也頗大，東德81%的托育機構於7:00之前就開放，在這個時間，西德只有5%的托育機構開放。至於關閉時間，西德48%的托育服務關閉於下午16:30，但東德這個時間關閉的托育機構只有10%。而關閉於16:30~18:00的托育機構，在西德是51%、在東德是87%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簡言之，德國托育建設的時間問題，使部分女性仍必須留在家中照顧幼兒，或僅能從事部分工時就業。（林怡君，2019）		21.2012年，德國63%的托育機構在早上7:00到7:30之間開放。不過東德、西德的開放時間差異也頗大，東德81%的托育機構於7:00之前就開放，在這個時間，西德只有5%的托育機構開放。至於關閉時間，西德48%的托育服務關閉於下午16:30，但東德這個時間關閉的托育機構只有10%。而關閉於16:30~18:00的托育機構，在西德是51%、在東德是87%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簡言之，德國托育建設的時間問題，使部分女性仍必須留在家中照顧幼兒，或僅能從事部分工時就業。（林怡君，2019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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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.德國教育家福樓拜爾（Friedrich Fröbel，1782-1852），於1840年代在德國創辦了幼兒園。但令人驚訝的是，若檢視德國的教育史，會發現德國文獻根本很少提到福樓拜爾，或只有邊際作用。相反的，美國文獻卻將德國的福樓拜爾稱之為「教育史上的太陽」。普魯士甚至曾於1851年發出「幼兒園禁令」，理由是幼兒園會灌輸兒童「社會主義與無神論」，教導「非基督」與「人人平等」的思想。（Baader, 2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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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2.福樓拜爾組織的幼兒園，是民主人士的聚集所。民主人士到海外的時候，也會由彼此的網絡介紹幼兒園。通常，民主革命領導者的妻子，也是幼兒園的經營者。民主革命份子支持幼兒園是因為，這些幼兒園並不是由教堂經營的，而且幼兒園假設所有兒童——不分社會階層或宗教背景，一律平等（這尤其適用於猶太兒童）。也因此，幼兒園的經營成為女性對於民主革命的特殊貢獻。（Baader, 2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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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3.早年德國另一種指責幼兒園的方式是，家庭如此神聖，應將最初的教育留給母親，若提早送孩子上學，會破壞家庭的聯繫。母親送孩子去上幼兒園，當時甚至會指責為「烏鴉媽媽」（Rabenmütter），意指「忽視孩子的母親」。這些思想反應了教會與王權之間的關係，對於19世紀的普魯士帝國而言，撫養子女的決定性標準，是能否「成長為敬畏上帝的人」。所以兒童應該在家庭中撫養和教育，教育是母親的責任，而不是幼兒園。（Baader, 2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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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4.這也是當年福樓拜爾被德國人拒絕，卻受到美國人高度重視的原因。因為美國移民社會中，重要的是融合多元文化、語言背景的孩子們。而家庭無法完成這項任務，所以依靠幼兒園提供幫助。對美國人而言，「公民教育」必須與公眾聯繫在一起，不能單獨由家庭進行。幼兒園正是社會的縮影，能實行一種民主的生活方式。反之，在德國，幼兒園傳統上被視為對家庭的威脅。（Baader, 2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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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5.因此，法國早在19世紀普設3-6歲的公共托育體系，1920年代已有70%的兒童曾經就讀於公立幼兒園。但是在德國，直到1960年代，都只有33%的五歲幼兒有就讀幼兒園的經驗。而且在威瑪共和國時代，已設立的幼兒園基本上都掌握在教會，而不是國家手中。甚至，無論二次戰前或戰後的德國，國家的態度基本上都是——幼兒教育是家庭和母親的責任。若家庭無法發揮功能，則交給教會。無論如何，國家和公立教育機構都不會介入。（Baader, 2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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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6.然而，自2008歐盟制定巴塞隆納目標（3-6歲托育率應達90%，0-3歲托育率應達33%）以來，德國已經對於女性勞參率和幼兒托育率作出大量努力。德國晚近女性就業程度也有顯著增加，2012年，德國女性勞參率為68%，顯著高於歐盟28國的平均值為58.5%。不過，德國女性就業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兼職工作的增加，女性工作者中兼職工作的比例高達45.6%，相比於男性只有10.5%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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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7.德國特別是0-3歲托育率，2003年至2013年之間幾乎翻了三倍（2003年為10.4%）。托育率的提高反映了德國近年來，為了協助青年父母所做的努力，包括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、提高生育率、減輕人口高齡化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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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8.德國1998年社民黨執政時，由於怕被反對黨批評政府介入家庭，還不敢做太多政策的改革。反而是基督教民主黨，由於1990年代以來女性選民支持度銳減，黨內開始出現應「現代化」的呼聲。加上基民黨總理梅克爾來自東德，家庭部長Ursula von der Leyen則藉由自己是七個孩子母親的身分，推動托育政策，削弱了德國保守派的反對力道。因此2006-2008年，大聯盟政府大幅推動家庭政策改革，投資數十億於托育政策。（Morel, 20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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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9.2012年，德國已經超過巴塞隆納目標的要求，3-6歲兒童有93.4%都在廣義的公共托育服務中就學。這個普及的入園率可以用法定權利來解釋，也就是1996年生效的社會保障法（Social Security Code – SGB VIII, § 24, Art. 1），讓所有3歲以上的幼兒都有接受幼兒教育的權利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雖然，這是因為德國1995年總生育率落至 1.25新低點，政府才有意解決公共托育不足問題。但當時，聯邦政府既不提供財務支持，也未明訂托育服務開放的每日時數，所以地方政府礙於財困難，直至1999年才開始執行這項規定。（林怡君，20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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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0.至於3歲以下孩子的托育普及率，2013年三月為29.3%，而根據研究顯示，有39.5%的父母希望給3歲以下的孩子一個可接受的托育服務，這意味著需求和供給之間仍有10%的落差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不過3歲以下托育的使用情況，在西德和東德差異頗大，東德為49%、西德為22%。這可以用文化和就業情形來解釋，西德的特徵仍然是保守的男性養家模式，意識形態上希望小孩子由母親來照顧。且在托育服務可用性方面，開放時間方面通常僅限於早上、且不提供午餐，因此托育率成長有限。反之，東德遵循男女平等融入勞動力市場的思維，傳統上的托兒所基礎建設也較為普及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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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1.對於0-3歲托育，德國先於2005年實施「擴建日間托育服務法」（Day Care Expansion Act），地方政府被要求必須為就業、就學或職訓中的家長，於2010年時提供23萬個托育服務名額，其中有1/3是由合法保姆提供居家托育。2007年再宣示，0-3幼兒的托育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共同責任，且德國的兒童撫養法（Kinderförderungsgesetz）於2008年生效，明文承諾聯邦和地方政府必須大量創建托育服務；到2013年8月為止，依法必須為3歲以下所有兒童中的35%提供托育名額，折合具體名額為提供75萬個3歲以下兒童的托育服務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之後並立法規定，自2013年起，所有家長均有權為1歲以上子女申請公共托育服務。（林怡君，2019）總之，晚近德國如同北歐（例如芬蘭、挪威與瑞典），已經成為少數1歲以上兒童皆擁有托育權利的國家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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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2.目前，德國約花費GDP的0.5%作為公共預算，用於幼兒園（ISCED 02），並花費GDP的0.3%作為公共預算，用於嬰幼兒托育服務（ISCED 01）。總計起來，2013年，德國花費GDP的0.8%作為0-6歲托育的公共預算，與OECD國家的平均水準相同。但低於智利、丹麥、冰島、以色列、挪威、斯洛伐尼亞與瑞典，他們0-6歲托育的政策花費高於GDP的1%。當然，每個國家支出差異，取決於學費成本、國家財政，以及ECEC私人機構的覆蓋範圍。另外，就私人資金而言，德國2013年幼兒園（ISCED 02）的私人支佔GDP的0.12%。大約是學前教育總資金的21%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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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3.德國的托育服務採用「提供者的多元主義」（provider-plurism）。德國的公共托育服務，可以是公共提供者、教會提供者、志願部門提供者、商業機構提供者、以及公司。在2013年三月，全國有52484個托育機構，其中三分之一約17200個機構是公共提供者，其餘67%則為私人提供者。不過，私人提供者中的一半以上約17900個機構，是由教會組織經營管理，特別是基督教會組織Diakonische Werk和天主教會組織Caritas，經營了大量的托育機構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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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4.2014年，接受正式托育服務的0-2歲幼兒中，有58%進入私人托育，大於公共托育的比例42%。不過，大多數的私人托育，屬於接受政府管理的非營利性提供者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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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5.無論是哪一種提供者，進入德國公共托育體系後，收費價格都與家庭收入直接連動，也就是高收入的父母，必須比低收入的父母繳交更多的費用。不過由於各邦政府的補助規範不同，很難提供可靠的收費金額數據，只能說每月從50歐元到500歐元不等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總之，德國ECEC服務的資金分配非常複雜，因為16個州各自負責有自己的資金安排，意味著有16種安排，正如專家所說：沒有所謂的德國托育資金體系！地方政府支付的金額（從30%到83%不等）和父母分攤的金額（總運營成本的10%到20%），這數字在各州之間以及類型之間差別很大。（Note, 200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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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6.德國幼兒園的師生比大約為1:10，比OECD平均師生比的1:14更少。這是不考慮非教學人員、輔助人力的狀況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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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7.德國的ECEC是一個整合系統，0-12兒童托育都由聯邦的家庭事務部（BMFSFJ）主責。相關工作人員接受訓練後，可以從事0-12的托育服務，包括小學階段的課後照顧中心。事實上，多數0-6歲幼兒進入的托育機構，是所謂的混合年齡托兒所（Kindertageseinrichtung mit Kindern aller Altersgruppen）。2016年統計顯示，德國的54871個托育機構中，有超過一半以上（31319個）是為所有年齡層的幼兒提供托育服務的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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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8.由於沒有國家級的品質監測系統，德國托育在品質方面仍面臨挑戰。原因是於該部門的權力下放性質，以及服務提供者的強大自主權。托育的外部品質監測由外部機構評估人員進行，在德國，由於聯邦制不負責處理品質，相關的監測措施是由地方當局負責。柏林是唯一有系統性監測流程的邦，委託專門評估機構對轄內的托育機構予以評估。（OECD, 2016b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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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19.2012六月，德國各邦議定，應從聯邦財政與歐洲穩定機制（ESM），取得財政補助金。聯邦政府也退讓，同意大幅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援，以優先建立托育服務設施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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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20.根據2011年的統計，德國3-6歲幼兒的幼兒園入學率雖高，達90%左右，但其中有一半的幼兒，其實每周入園時數是不足30小時的。因此，使用正式托育服務的訊息，不能回答「需求」是否完全被滿足的問題。托育的實際「需求」，可能受到母親的勞動參與程度、育兒假的存在、其他替代方法如祖父母照顧的可用性等等，而受到影響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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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21.2012年，德國63%的托育機構在早上7:00到7:30之間開放。不過東德、西德的開放時間差異也頗大，東德81%的托育機構於7:00之前就開放，在這個時間，西德只有5%的托育機構開放。至於關閉時間，西德48%的托育服務關閉於下午16:30，但東德這個時間關閉的托育機構只有10%。而關閉於16:30~18:00的托育機構，在西德是51%、在東德是87%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簡言之，德國托育建設的時間問題，使部分女性仍必須留在家中照顧幼兒，或僅能從事部分工時就業。（林怡君，20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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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22.在德國，有資格成為國家認可的ECEC工作者，需要三年的大專職業訓練。而在進入職業學校以前，學生需要接受兩年的育兒助手課程（Kinderpfleger / in）或相關領域的工作與培訓經驗。不過相比之下，德國的小學教師都擁有碩士學位。（OECD, 2016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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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23.總而言之，德國公共托育政策的發展，是基於政治和公眾對於改善家庭、工作平衡的興趣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移民兒童、問題兒童的社會融合議題，在公共托育政策發展的過程中僅處於邊緣地位。（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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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===參考文獻===
		+	Baader, M. S., 2009. Private Family and Institutionalised Public Care for Young Childre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, 1857–1933: An Analysis of Pedagogical Discourses, in Scheiwe, K. & Willekens, H. Eds., Childcare and Preschool Development in Europe: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. Palgrave Macmilla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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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European Parliament, 2013. Barcelona Targets Revisited. European Union, Brussel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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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Morgan, 2012. Promoting Social Investment through work-family policies: which nations do it and why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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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Note, O. C., 2004.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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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OECD, 2016a. Starting Strong IV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ata Country Note: Germany. OEC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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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OECD, 2016b. Starting Strong IV Monitoring 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ata Country Note: Germany. OEC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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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+	林怡君，2019。就業、家庭和通往性別平等的生命歷程體制：比較台灣與德國之政策變遷與生命歷程。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。

德國托育政策 - 修訂歷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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